終于來了。
國家衛健委3日發布《關于醫防管交叉復合型戰略人才隊伍建設發展的意見》。指出，2025年至2027年，培養打造355名醫防管交叉復合型戰略人才，其中國家級45名、省級310名，人才培養模式和培養標準逐漸成熟。
醫防管人才是指在高水平醫院、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含中醫藥主管部門、疾控主管部門)等兼具臨床診治與公共衛生雙技能，且具備管理思維和社會治理能力的交叉復合型人才。
國家衛健委研究制定各級各類醫防管人才的基本能力要求，明確醫防管人才要以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目標，臨床方面能力以傳染病診治、重點慢病管理、院前急救等為主，公共衛生方面能力以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傳染病防控、疫情形勢研判等為主,管理方面能力以參與衛生決策、社會治理、依法辦事等為主。適合“董小姐”？
在人才的培訓和培養方面，要求，逐級推進醫防管人才專項培訓，由國家級培訓省級以上、省級培訓市縣級，進行不少于1年的專項培訓。同時，堅持“大學科、大專業”的新定位，推進醫學、公共衛生、管理學等多學科背景的復合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探索推動在高水平公共衛生學院或雙一流醫學院校推進醫防管交叉復合型人才培養試點；強化畢業后醫學教育學科交叉培訓，住院醫師和公共衛生醫師規范化培訓期間要接受醫防管融合培訓，增強規范化培訓醫師醫防融合理念和管理實踐能力。
意見強調，要建立職業發展激勵機制。醫防管人才可優先被認定為衛生健康高層次人才，拓寬其職業發展通道，并積極推薦參與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
2020年上半年的慘痛教訓：讓學醫的人管理醫院。當時拼命呼吁。
我問：2020年上半年，湖北葉青教授強烈建議，讓學醫的當衛健委主任、管理醫院，有沒有道理？
回答：葉青教授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提出的“由醫學專業人士擔任衛健委主任、分管衛生領導”的建議，是基于疫情防控實戰教訓的深刻反思，其核心邏輯與爭議點可系統分析如下：
一、建議的核心依據與合理性
一是專業決策的緊迫性：葉青指出，疫情初期因部分衛生系統官員缺乏醫學背景，導致防控響應滯后（如早期對“人傳人”風險判斷失誤）。他援引四川、河南等地的案例：
四川省長尹力（醫學博士）和河南省衛健委主任闞全程（藥理學博士）憑借專業預判，提前部署“硬核措施”（如河南早期封控、四川精準流調）。
杭州副市長陳衛強（醫學碩士）推動“健康碼”落地，成為全國防疫模板。
結論：醫學背景官員更易識別疫情風險，縮短“專家建議→行政決策”鏈條。
二是破除“外行領導內行”困境：時任XX省衛健委主任（計算機專業）和XX市衛健委主任（法律專業）在疫情中因專業缺失導致應對失當，最終被免職。
葉青認為，衛健委工作需兼顧臨床救治、流行病學、公共衛生管理，非專業人士需“邊學邊干”，可能貽誤戰機。
三是國際慣例與技術官僚趨勢：參考歐盟等技術官僚體系，專業部門由對口領域專家主導（如財政部需懂財政）。毛壽龍教授支持該觀點，強調“衛健委領導必須懂醫”。
二、爭議與挑戰
一是“通才”vs“專才”的管理學爭議
支持通才論：中央黨校教授竹立家認為，公共管理需綜合能力（如資源協調、危機公關），非醫學知識可替代。例如，武漢封城涉及交通、物流、輿情等多部門協同，遠超醫學范疇。
現實矛盾：2022年XX衛健委主任（公共管理背景）被免職，但接任者XXX（醫學背景）同樣因防控不力被問責，顯示專業背景非萬能保障。可見“醫學+管理”很重要。
二是常態化管理的適配性問題：毛壽龍指出，政府不可能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完全重構人事體系，“危機思維不可替代日常行政”。衛健委職能涵蓋醫改、基層醫療建設、老齡健康等長期工作，需統籌能力而非僅防疫經驗。
三是人才儲備與選拔機制局限：2020年全國285個地級市中，僅48名衛健委主任有醫學背景，62人有醫療系統經驗。短期內填補缺口難度大。
四是醫學專家未必擅長行政：如醫院院長轉型官員后，可能缺乏政策制定、財政協調能力。可見，“醫學+學習”很重要。
三、實踐影響與折中路徑
一是疫情后人事調整趨勢
多地啟用醫學背景官員：
湖北：涂遠超（心血管博士）接任省衛健委主任。
北京：于魯明（主任醫師）任衛健委主任。
安徽：劉同柱（臨床醫學博士）從醫院黨委書記轉任衛健委書記。
“專業+管理”復合型培養：醫學院校增設公共管理課程（如華科同濟醫學院），培養既懂醫學又通政策的學生。
健康管理師等職業資格認證興起，強化醫務人員的管理能力。
二是決策機制優化替代單一專業門檻
建立“專家嵌入行政”制度：如疫情中張穎（天津疾控專家）升任副主任，直接參與決策。落實《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強制要求公共衛生決策需經專家論證環節。
總之，專業性是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
葉青的建議直擊了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專業話語權缺失的痛點，尤其在重大疫情中，醫學背景官員的預判力和執行力優勢顯著。但常態化治理需平衡專業性與綜合管理能力：
短期：高風險地區衛健委核心崗位優先任用醫學背景人才。
長期：構建“醫學+公共管理”復合培養體系，健全專家參與決策的法定程序。
正如毛壽龍所言：“提升決策科學化的關鍵，是不讓外行妨礙專家發揮作用”，而非簡單以專業背景替代制度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