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2日。在長江的行船上就可以看到彭澤核電廠選址的地方。《中國經濟周刊》資料庫

【洞見】“長江流域建核電”還須審慎決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亦楠

自今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長江不搞大開發、共抓大保護”之后，一直為社會輿論關注的“兩湖一江”核電站(即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江西彭澤)到底能不能開建再次成為輿論焦點。“長江流域建核電”到底是“有利于還是有害于”長江母親河、生命河的保護，這絕不是“我的家鄉有山又有水，還有一座核電站”之類的詩意宣傳就可以說清楚的，必須給予科學嚴謹、清晰透徹的回答。全球三次重大核事故以鐵的事實證明，核污染是所有污染中人類最難對付的污染：重污染范圍可達到數千至數萬平方公里，持續時間可長到數萬至數十萬年以上，可謂是不可逆轉的環境污染。所以，“長江流域建核電”是否可行，必須從“一旦發生核泄漏，我們目前的技術能力和應急響應能力能否確保長江的核安全”出發，科學審慎決策。

《內陸核電能否重啟，十個關鍵問題不容回避》

“長江流域核電安全論證”必須高度重視的三個問題

“內陸核電安全論證”絕不能“紙上談兵”，必須要以具體詳實的數據和成熟可靠的技術支持材料來證明“安全性是如何有保障的”，而不是用簡單一兩句“沒有問題”之類的話來說明“論證結果”；同時論證依據和論證過程必須向公眾公開透明，這既是發達國家核電發展的基本原則，也是消除我國公眾疑慮的根本解決之道。除了之前《內陸核電能否重啟，十個關鍵問題不容回避》一文(詳見《中國經濟周刊》2015年第39期)提出的10個關鍵問題不能回避和含糊之外，長江流域核電站的“安全再論證”尤其需要高度重視以下三個要害問題。

第一，核電的科學屬性是“低碳能源”，而非“清潔能源”。

核電只有在不發生放射性外泄事故的前提下，才能說是“清潔”的；而一旦發生泄漏，核電就成了人類最難對付的污染源——長壽命、高放射性核素沒有任何物理化學方法能消除，只能等其衰變至無害水平，需要時間長達幾萬年至幾十萬年以上。與同等規模的化石燃料電廠相比，盡管核電廠的廢物量最少，但卻最受全球關注，就是因為“放射性物質有大規模向環境釋放的風險且后果極其嚴重”，這是核電最基本的、不容含糊的科學事實。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放射性外泄事故的發生，并不僅限于核電廠反應堆(像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那樣的重大核事故)，還包括乏燃料中間貯存、乏燃料后處理、反應堆退役和高放射性廢物最終處置等高風險環節。因此，將核電無條件歸為“清潔能源”的理念是非常有害的。

第二，長江流域核電廠址有著歐美從未遇到過的“先天缺陷”。

除“中國地震災害最嚴重、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多發頻發”等國情外，“兩湖一江”核電廠址無論是正常運行時還是事故情況下，都有著歐美內陸核電未曾面臨過的特殊難題。

一是“兩湖一江”核電站周圍人口密度遠遠高于歐美核電廠址，在事故情況下如何疏散如此巨量人口，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先例和實踐。“50公里范圍內不能有大中型城市，必須選在人口密度低、易隔離的地區”是國際通行的核電選址原則。同樣在電站半徑80公里內，美國所有內陸核電廠址平均只有150萬人左右，法國三個內陸核電廠址周邊人口在160萬～440萬就已被認定“人口太密”而要關停。而中國的“兩湖一江”核電廠址周邊人口則均高達700萬左右(人口密度是切爾諾貝利的8倍)，且50公里范圍內有不少中等城市。如此稠密的人口國際上史無前例，所幸福島核電站地處海邊、切爾諾貝利地廣人稀，如果同樣事故發生在我國長江流域，后果將不可想象。

二是氣象條件不滿足歐美內陸核電的大氣彌散條件，核電站正常運行時也會產生微米級“放射性氣溶膠”易污染顆粒(直徑與PM2.5相同量級)，也是“霧霾”成分。核電站正常運行時也會有放射性氣載污染物排出，所以大氣彌散條件是內陸核電選址的重要考慮之一：年平均風速越高，靜風頻率越低，大氣彌散條件越好，越有利于放射性氣載污染物擴散，核電站正常運行時對周圍公眾的輻射影響越小。例如，歐美內陸核電廠址的年均風速都>2米/秒、年靜風期最多只有幾天；而湖南桃花江和湖北大畈的年均風速均≤2米/秒、年靜風期長達一到兩個月。而且，兩個廠址的核電裝機規模都非常大。可以設想：核電站冷卻塔每天空中排放2000億大卡巨量廢熱，造成局地濕度大增，長時期被霧雨飄滴籠罩，不僅更易形成霧霾，且成分還多了核電站的“放射性污染物”。

第三，目前還沒有“一旦發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應急預案。

目前長江流域核電廠址的所有“安全論證、再論證”均未提供實質性的“一旦發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應急預案”。目前僅有“事故工況下的環境影響分析”，且其結論“即使在發生最嚴重事故的情況下，放射性物質也不會外泄，不會對公眾、環境造成影響”的說法也過于輕率和主觀。例如，把所有無力應對的核電安全風險(如網絡攻擊、恐怖襲擊、人為破壞等)均列入“不予考慮的剩余風險”；再如，所預設的幾種風險假設，既未考慮前述的長江流域特有的氣象和人口問題，也未考慮各種小概率事件疊加的風險，更沒有“經過工程充分驗證的、確實成熟可靠”的具體技術措施來和“上下游不同行政區域之間行之有效”的應急響應體系來確保“核泄漏不會沿江而下”。這種“紙上談兵”式的風險分析所面對的嚴峻現實卻是：全世界技術最強大的國家也無法保證不發生核泄漏、難以應對核污染控制。比如，2013年美國漢福特核禁區(距哥倫比亞河8公里)發生高放廢液泄漏，時任能源部長朱棣文給出的最樂觀預期是“至少要2019年后才可能解決”；日本東電公司至今也控制不住福島核污水以每天400噸的速度激增，不得不坦承“處理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2045年后才可能完成”……這些前車之鑒是“長江流域建核電”必須考慮的前提，絕不能建立在“不會出事”、“出事概率極低”的樂觀臆斷上。